张晓舟：从瓦姆到威猛，中国八十年代身体政治的一个唇印

文 | 张晓舟

乔治·迈克尔去世，旅居美国的作家张辛欣在微博上贴出一篇1985年4月8日纽约时报对威猛乐队北京音乐会的报道——《摇滚乐第一次来到中国》（记者 John F. Burns），并发问：“那一年你在哪？在做什么？”她说自己：因“精神污染”写作，大学不得分配工作，沿大运河骑行。

纪念乔治·迈克尔，不仅仅是在缅怀流行音乐的一段传奇历史，远不仅仅是老炮的青春怀旧，我们不妨借此来追溯八十年代中国当代历史转折的社会文化脉络。当年的大学生张辛欣作为小说先锋，付出的代价是失去分配工作的机会，而她对此的回应是沿大运河骑行——典型那个年代的豪情：戴着镣铐跳舞，笼中鸟冲天而起。

纽约时报精准把握到那场划时代演出的政治背景，指出威猛卷入了“一场意识形态辩论”，涉及到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鼓励外国投资和私营经济，以及文化层面上如何面对西方的影响。纽约时报提到了“精神污染”——因此，张辛欣也提到了“精神污染”。不过，“清除精神污染”发生在1983年，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，就被胡耀邦及时叫停。

1983年11月17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《污染要清除，生活要美化》的文章，指出：不能把烫发、穿时装、跳集体舞视为“精神污染”而加以禁止。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。12月14日，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、新华总社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谈话。胡耀邦谈到：“小平同志讲话中对什么叫污染，怎样清除，讲得很清楚，讲的是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，不要搞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上面去了……如果不注意，我们就可能发生偏差，或者又是扩大化，引起思想混乱，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损失。”“思想战线”和“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”被加以区分，于是，经过1983年的严打和清除精神污染两个“运动”之后，大众文化重新反弹，流行音乐井喷，1984，在这个奥威尔的启示录年份，中国终于焕发出一种相对自由的气息。这一年国庆游行，北大学生自发即兴打出“小平你好”标语。我一位好友当时是初中生，她回忆1984年国庆当晚，他们一帮同学在广场纪念碑下，望着星空齐唱《祈祷》，那是一首日本古曲改编填词的台湾流行歌，高胜美的版本当时流传入大陆，又被不少大陆歌手翻唱，歌中唱到：“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呀，多少祈祷在心中……”

▲《九州方圆》歌曲合集

这一年，央视电视晚会节目《九州方圆》推出国庆献礼片，破天荒地用流行歌曲而不是主旋律红歌来献礼——虽然这些歌洋溢着一股接近主旋律的励志气息，但在那个上下同心充满希望的时候，励志歌曲更为红火，《九州方圆》十三首歌合辑，除了一首是日语改编外全是原创，而这唯一的改编歌曲《夜色阑珊》恰恰是最流行的，周峰演唱的《夜色阑珊》赞美了深圳的夜色，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由灯光和汽车、由迪斯科肢体与性感男声交织在一起的城市新感性，而这，与威猛的世界越来越近了。

威猛的经纪人贝尔用一年半时间来华十多次，据说和各路官员吃了一百多次饭，但假如不是恰好遇上1984年的某种“解冻”气候，他后来的回忆录也许只能写成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。

尽管已经有纪录片为证，但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还是作出了很好的补充。例如提醒我们：主席台上坐着萧华上将。演唱会之后四个多月他就去世了，比起其他共和国功勋将领，萧华将军的一生多了一个不平凡的经历：在生命的最后时期，他看了共和国的第一场正式的（西方）摇滚演出。

▲ 威猛乐队北京演出现场

《纽约时报》还进一步指出了工人体育馆的权力空间：除了官员的“主席台”，中国观众和西方留学生也被划分区域。俨然华夷有别，不得杂处。就像人民币和外汇券的货币双轨制，就像友谊宾馆的外国人派对，中国人一般不得进入（但崔健刘元们有办法混进去）。而警察对中外观众也区别对待，留学生在过道上起舞，但中国观众哪怕站起来都会被喝令坐下，以至于警察和观众不时发生摩擦，甚至外国留学生过来抗议警察。摇滚音乐会观众被要求老老实实坐下，时至今日也是常见的情形，2011年在威猛演出的同一块场地，我在看崔健摇滚交响音乐会时，就被一位保安指着鼻子怒喝。另外，威猛的金曲《Love Machine》因为没有通过审查而没演，时至今日歌曲审查制度依旧如故，不管是滚石还是Metallica，总有些歌是不能演的。不管三十年后的中国发生了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有些基本的权力结构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。

▲ 威猛乐队北京演出现场

把威猛称作“第一支来中国演出的西方摇滚乐队”没错，不过，当年“摇滚”二字在中国远远没有普及。然而第一个在中国举办流行音乐会的西方音乐人并非威猛，而是法国电子音乐家雅尔（Jean Michel Jarre），以及他的乐团（他当时还与中国的交响乐团和民乐团合作），他1981年10月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两场历史性的音乐会，但当时中国官方更多是将之视为“高雅音乐会”。有三部精彩的外国音乐家访华音乐纪录片，假如将它们与1975年安东尼奥尼那部在中国当时饱受批判的纪录片相对照，能从中看到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进程。一部是由Murray Lerner执导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，拍的是1979年小提琴大师斯特恩（Isaac Stern）的访华之旅；一部拍的是1981年法国电子音乐家雅尔的中国之旅；然后就是英国著名导演林赛·安德森执导拍摄的威猛访华纪录片（但后来流传的是乐队的剪辑版，并非林赛·安德森自己钦定的版本）。从古典音乐，到学院与流行结合的“电子乐”，再到流行摇滚，这也是一个伴随音乐逐步走向“现代化”的历程，是一个中国人的身体与权力逐步协商和解放的历程。

▲ 威猛二字在粤语里更够劲

协商，而不是谈判，或许我正是想用文字游戏来点出一个商字——正是商业消费推动了身体与权力之间的协商，逐步解除了二者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。威猛在广州的音乐会，就比在北京要显得自由宽松一些，尤其表现在观众的肢体语言上。这是因为广州毕竟是国家开放的前沿大门，在1985年，流行音乐在广州早已无孔不入，完全进入消费领域，音乐茶座乃至歌舞厅应运而生。并且，广州处在香港粤语流行音乐的“殖民”之中——准确地说是“殖民之再殖民”，香港是欧日美的“音乐殖民地”，广州则是香港的“音乐殖民地”：Canton Pop之同步同化，1985年正是谭梅张（谭咏麟、梅艳芳、张国荣）如日中天，这一年年初，梅艳芳的大热唱片《似水流年》，开首就是威猛的《Careless Wisper》改编的《梦幻的拥抱》。也就是说，威猛在深受香港潮流影响的广州，知名度要明显高于在北京。成方圆中文翻唱威猛（一共四首，其中《Careless Wisper》改编为《心碎》），乃是威猛经纪人主动无偿放弃版权的另类宣传推广方式，而梅艳芳翻唱威猛，则是唱片工业的正常商业机制。

▲ 成方圆翻唱威猛作品

Wham!在北京最初被翻译成“瓦姆”，硬邦邦像一个可以用来砸狗的冬天的馒头，沈黎晖便是因为对这个名字无感，而拒绝了老爸好不容易给他弄到的票，过后才后悔不已。奇怪的是，一开始Wham!在北京是以“瓦姆电子乐团”（以当时的狭窄认知，“电子乐团”实际上指的是电声乐队）之名宣传，但最后的演出海报却改为“威猛”，并且海报上的字全是繁体，乔治·迈克尔也是香港译法：佐治米高。从瓦姆到威猛，译名之变，恰好反映了被Wham!所见证的中国人身体语言复苏和解放的历程。

英国诗人斯蒂芬·斯彭德和绘画大师大卫·霍克尼1981年有过一次官方接待的中国旅行。斯蒂芬·斯彭德后来出版的日记记述了大卫·霍克尼1981年6月6日在桂林观看的一场音乐会。节目是《跳蚤之歌》《老人河》和一些南斯拉夫歌曲，以及《卡门》中的《斗牛士之歌》，还有一些中国少数民族歌曲。霍克尼认为整场演出最优秀的是一位女鼓手，除了打鼓之外，她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感情，霍克尼说：“一般来说，鼓手都是疯狂的。他们需要为演出带来有震撼力的鼓点和节奏。但这位鼓手完全没有感情，这真让人惊异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。”霍克尼不无讽刺地说：“她在纽约哈林区会很受欢迎；这对那里的人来说会是一件新鲜事。”

当然，完全逃避感情地、不动声色地演奏，正是有的不落俗套的前卫音乐家有意为之。不过，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下，那就是典型的从身体到情感的封闭。斯特恩1979年在中国所作的音乐指导，与其说是音乐技巧上的，还不如是一种情感教育。而1981年在雅尔的音乐会上，主持人不单要在每首曲目演出前对该曲目做戏剧性和视觉化的讲解，甚至要引导观众：“请观众朋友伴随雅尔先生的音乐热烈地鼓掌。”被规训的身体，依旧需要规训者的引导，才能有所动作——但这种动作，仅限于保持坐姿鼓掌。

在桂林音乐会中场休息时，一位姓李的导游询问霍克尼对披头士的看法，这位导游指出：中国人认为这种音乐是道德败坏的，腐朽的西方音乐只是一时兴盛的潮流。斯彭德和霍克尼后来转述了那位年轻导游的话，去进一步咨询负责接待他们的一位姓林的官员。林先生坚持声称国家并没有禁止流行音乐，这是一段颇具史料价值的表述，值得整段照录：

“你听到的是一个人的意见，尽管我也听到了这个意见。那绝对只是他的个人意见。比起他我更能够代表政府发言。我是一名政府官员。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，我们持不同意见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仍然可以继续讨论。我不认为官方尝试控制流行音乐，他们不能这么做——他们知道他们无法控制流行音乐。你可能已经留意到，有人带着录音机到公园，在那里播放流行音乐。我不喜欢这件事，但是我们并没有禁止这件事。舞厅音乐，那是从哪里传进来的呢？从香港。人们将这些音乐带进来，向买得起的人兜售这些音乐。如果这的确是好的音乐，那我想，20或30年后这音乐将仍然流行。所以不要认为政府在尝试禁止流行音乐。”

▲ 威猛乐队北京现场

今天，当新世代观看威猛1985年在中国的纪录片，他们恐怕会对当时现场过于安静的气氛和观众过于呆傻的表情——出头鸟只是一小撮而已——感到震惊，但这就是他们的父母辈，他们的父母就是从这样一无所有的文化沙漠走出来的。如今票价冠绝天下的天后王菲，当年的处女专辑是一盒封面都写错字的侵权翻唱（邓丽君）专辑，报酬是几百块钱。这就是窦靖童们的上一代。

▲ 少女王菲出的第一盒磁带，风从哪里来，“哪里”错为“那里”

▲ 窦靖童

但那鸦雀无声的现场，可能只是沉默的火山，一代人的能量在蓄积。很快，观众中的很多年轻人就爆发了：就在第二年，就在威猛演出的这同一块场地，郭峰发起百名歌星汇演《让世界充满爱》，而崔健唱出了《一无所有》；1987年，接受过威猛等音乐启蒙的广州音乐人，则推出了轰动一时的迪斯科畅销唱片《87狂热》和《87狂热之二》；窦唯也在这一年组建黑豹乐队，据老狼回忆，当年窦唯在酒吧翻唱过《Careless Wisper》，据周凤岭回忆，窦唯还翻唱过警察乐队（The Police）的《Every Breath You Take》。

▲《东方威猛》磁带，马晓艺、卫华演唱

在工体“滚动三十”演唱会上，崔健与警察乐队鼓手Stewart Copeland合作，用中文翻唱了警察名曲《Message In A Bottle》，在八十年代，中国的年轻人意外地收到了西方音乐的漂流瓶。而威猛《Last Christmas》这样一首圣诞情歌，也契合并激发了中国年轻人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心与情感渴求，西什库教堂从爱国主义教材里焕发出别样的光彩，正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，平安夜成群结队去西什库教堂，成了不少大学生的时尚。在1985年威猛北京演唱会上，在演《Freedom》一歌之前，乔治·迈克尔说：“这是英国排行榜的冠军歌曲，希望在你们的帮助下，这首歌也会成为中国的冠军歌曲。”但听不懂英文的观众没有反应。这首歌的MV后来用了中国行作为素材，一首普通的情歌一跃成为富于社会现实感召力的时代金曲。

▲ 威猛乐队在长城

威猛的泡泡糖流行摇滚音乐背后，是暧昧缠绵的情感和性，以及荷尔蒙经济——据纽约时报报道，威猛访华总花费75万美元，而经纪人的初衷是借这样一个全球轰动事件来打开美国市场，中国这样一块摇滚乐处女地，竟成了英美市场之间的另类跳板。这确实是冷战时代的一次跨时空艳遇。直到2006年，滚石乐队访问上海，仍然是出于政治意义与文化影响的考虑，而并非出于直接的商业诉求，他们只收取了50万美元用于支付庞大团队报酬，而不算是真正的出场费。中国成为国际音乐演出一大市场，仅仅是最近几年的事。

威猛1985年的访华演出，就像一个风情万种的“外面的妞”，挑逗一个正襟危坐坐怀不乱的人。WHAM!就是八十年代中国身体政治的一个唇印。

【作者简介】 

 | 腾讯·大家专栏作者，乐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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